我院戴维奇副教授在2016年第5期《管理世界》工商管理理论论坛栏目发表23000余字长文——《烙印效应：民营企业谁在“不务正业”》。这是戴维奇副教授继2015年在SSCI一区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IF: 1.939）发表署名文章后，另一篇代表性作品。

《烙印效应：民营企业谁在“不务正业”》一文聚焦于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投资房地产业、从事民间借贷和炒股等“赚快钱”现象。文章首先指出环境与战略关系文献和非相关多元化文献试图探索这一被视为“不务正业”的现象。然而，前者并未回答独特的“赚快钱”机会是如何被识别和利用的，后者则忽略了“赚快钱”行为的动因，特别是没有交代行为的关键代理人及其发生机制。

基于上述研究缺口，文章独辟蹊径，调用烙印理论（imprinting theory）和制度理论，并整合公司创业文献，对这一现象展开分析。文章认为，“赚快钱”是在位企业利用“政策性机会”而实现业务新进入的独特公司创业形式，它不仅要求企业家准确识别“政策性机会”，而且还需要企业家整合相关资源。“政策性机会”是由政府政策刺激/引导而出现的，或是由政府管制放松而引发的机会。因此，民营企业家能在多大程度上抓住这一类型的机会取决于企业家的能力（特别是政策领悟能力或者说对政策性机会的警觉性）以及对于政府及其决策过程的认知。而因循烙印理论，以上要素的形成与企业家在创业前是否具有“体制内”经验至关重要。进一步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前述关系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家的政治连带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能够为企业汲取创业所需资源提供极大便利。因而，创业后建构的政治连带将有利于企业家将其识别到的“政策性机会”转化为实际的“赚快钱”项目。另一方面，上述政治连带的影响效应又受制于企业所在地正式制度的发展水平。这是因为，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存在替代效应，在制度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资源配置更多依托市场而非网络或关系来加以实现，因而“政治连带”在整合资源方面的效能降低，进而又进一步减弱了其对“体制内”经历和“赚快钱”关系的调节效应。

基于2008-2012年3803家中国民营企业的调研数据，上述理论推理得到实证研究支持。文章不仅较为具体的刻画了转型经济背景下“赚快钱”现象的过程机制，而且丰富了公司创业的内涵、拓展了烙印机制的情境条件并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替代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因而有着多重理论贡献。此外，文章结论对于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战略选择也有一定的实践启示。

文章的发表得益于以下三方面的努力。首先，文章根植于中国情境，探讨了一个司空见惯但又缺乏理论解释的现象，具有切题性。其次，文章整合了战略管理、创业和组织理论三大领域的基础理论与文献，提出研究假设，具有理论分析上的严谨性。同时，文章基于3800多家中国民营企业的调研数据做出了周详的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具有实证分析上的严谨性。最后，文章提及“体制内经历”等独特概念并揭示出“赚快钱”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企业绩效的“反直觉”结论，因而具有“有趣性”的特征。